在资源环境客观有限的前提条件下，环境法要实现其目标，必须对资源环境的总量加以科学分配，为经济发展设定可以利用的最大限量。

石伟：《论中国法理学的实践转向——三十余年法理学学术史考察》，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4期。姜伟：《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系论纲》，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

[[9]] 同前注[2]，徐爱国文。更为重要的是法理学还存在一个独特的二阶理论的领域，一阶理论是关注实践的，二阶理论是关于一阶理论的元（后设）理论，也就是法理学独占的法哲学（即分析法哲学）。杜宴林：《司法公正与同理心正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自从苏联法学引进中国之后，中国法学一直把阶级性作为法学的基调或者说作为基石，阶级性几乎成为人们观察、认识、评价法律现象的唯一视角和超稳定的定势。张文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

另外，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法理学整体上与关注实证法、持内部视角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不同，更多采取的是法的外部观察视角。《法律?权利?权利本位》，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三、中国法理学的方法开放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法理学的进取本质上是方法上的进取，取得的成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概括为方法上的全面开放。

魏治勋：《论法律移植的理念逻辑——建构全球化时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行动方略》，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1期。朱力宇、熊侃：《过渡司法：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系统性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回应》，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马长山：《公民意识：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陈景辉：《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

而欲实现新时代法理学的创新性，需更进一步体察人类文明颠覆性巨变的深刻性，需紧盯国际学术前沿和当下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与挑战。四十而立的中国法理学已经成年，成年的意思是心智已经成熟到足以就理论与实践的各种可能性持包容开放的态度，或者说已经具备了独立思考的意识强烈意识，并不见得说已经有了独立完备的、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或者说有了可以载入人类思想史的法理思想。

侯猛：《社科法学的研究格局：从分立走向整合》，载《法学》2017年第2期。郑贤君：《宪法人格尊严条款的规范地位之辨》，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社会主义人权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载《法学研究》1992年第4期。中国法理学界在过去几年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法治、法学的关系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研究。

《全球化、中国崛起与法制现代化——一种概要性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库恩就认为一切常规科学研究本质上都不过是某一种科学范式规制下的解谜活动罢了，各种承诺——概念的、理论的、工具的和方法论的——所形成的牢固网络的存在，是把常规科学与解谜联系起来的隐喻的主要源泉。而且，我们还观察到从事法律方法领域的研究者往往会将自己的研究与中国司法改革、公正司法、引发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处理等更为宏阔的一般法理问题和法治实践问题相结合而进行。[[10]]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35页。

在本文列举某一问题上的代表性作品时，考虑到学者出版的专著中最核心的观点一般会先期以论文的形式发表，所以仅梳理、列举代表性论文，对著作一般不再列举。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法理学融入法学、回归法理、重返法治的40年。

如果我们仔细思量，又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法理学是可以划入实证主义法学的，因为当时坚奉国家意志与命令是法的唯一合法性来源，而这是区分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的终极标识，虽然我们不愿意称之为学，更愿意较为贬义地称之为政治附庸之术。五、结 语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中国法理学的40年是全面学习、深耕、消化各家各派学说的40年，是融入主流、回归学术、重返常识的40年，也是扎根中国特色法学实践的40年。

杨成铭：《国家人权机构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关系研究》，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5期。顾培东：《当代中国司法生态及其改善》，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何勤华、陈梅：《法制现代化研究与当代中国法学（1986—2016）——一个学说史的考察》，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1期。公丕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时代进程》，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34]]当然法理学界研究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与法律思维并不同于各部门法为解决具体案件对法律规范所做的融贯性解释与体系化工作，法理学者关注的仍然是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与法律思维的一般原理，而且在这种一般原理的深处与基础层又关联着各法律流派的思想资源与知识。包容性是一门学问是否成熟——或者更准确说是能否走向成熟——的首要条件。

姜伟：《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系论纲》，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林来梵、季彦敏：《人权保障：作为原则的意义》，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6]] 同前注[2]，徐爱国文。当然，一般法理学更不是当今大多数中国法科学生心目中为申请学位和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考试所不得不研习的法理学。

王若磊：《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王家福：《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

但是，在何为法理学之中心这一问题上，学者们是有相当的共识的。《义务中心与权利本位辨析》，载《中外法学》1992年第3期。如果说一般法理意义上的法教义学是一种主张从法律内部出发的法学研究方法的世界观的话，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思维等法律方法研究就是此种法学研究方法的世界观的技术落实。《清华法学》学术访谈：《中国法理学：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3期。

法的概念与本质、法理学的对象与范围、权利本位与人权、依法治国、法律方法论等主题的讨论就是中国法理学40年中可圈可点的重大理论事件和实践思想创新（相对国际学术界已有理论而言，如果不算纯学术创新的话），这些理论事件和实践思想创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和中国人的生活样态。张保生：《法律推理中的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

[[37]]当然，目前法理学界关于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的讨论仍然是宏观层面的，至于真正精致化的学说——特别是在法治诸环节中二者关系如何具体实现的技术性程序方面——还有待于法理学界的进深研究。在当今纷繁多样的中国法理学研究方法中，我们会发现非实证主义的方法是占据主流的。

《法律规范冲突的逻辑性质》，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梁迎修：《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历史演变及其实践逻辑》，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9期。

正是基于对人类文明大变革、大调整态势的深刻体察，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刘东升：《近三十年法理学研究进路：1978-2008》，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8期。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法治建设方面进一步明确、深化了上述法治国家建设战略。黄爱教：《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机遇、障碍与基因》，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4期。

关键词：法理 法治 法学 学术包容方法开放 实践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精神形态与内外关系深刻巨变的40年。李龙、汪习根：《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学回眸》，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

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受到前苏联僵化教条主义的思想钳制，整个中国学术界可谓学术停滞、思想凋敝。[[39]]在当下中国言法制现代化和法的现代精神建设，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认的法治原则与规则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法治化、现代化。

自然法学派、哲理法学派、社会法学派、自由法学派、利益法学派、现实主义法学派、实用主义法学派、综合法学派等纷纷登场，或许还应当加上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法学派（可以归于实用主义法学派之中）。童之伟：《人权理论若干基本问题的再探讨》，载《法学评论》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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