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私法上禁止权利滥用的解读 从语义学逻辑看，禁止权利滥用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二是属于部门之间存有争议且争议较大的立法事项。五、结语 立法前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建立，对于协调重要立法事项中的部门利益、解决部门之间的较大争议、防止立法的久拖不决现象，将产生积极作用。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即单独由起草部门委托第三方评估是否可行的问题。{12}然而，由于《决定》对这两个术语的模糊表述，带来了操作中的不确定性[6]。美国贝尔研究所对包括重要立法事项在内的事项进行评估，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以这个标准来倒推第三方应具备的条件，就会发现，第三方主体应当具备如下基本条件：一是专业性。目前，有些地方允许起草的部门也可以委托。

例如，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在起草《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草案)》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关于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摊贩管理体制问题的争议，也涉及到多个部门和多方的利益，相持不下，只能委托相关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成为立法的重要参考依据。将评估过程和结论向社会公布[10]，将评估活动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防止暗箱操作。所以，在裁判的时候，应当依据法律，而不是跳出法律，从法律之外寻找裁判的依据。

(16)也就是说作者和读者，或者是两个读者，站在了相同或者是相似的位置看东西，感知事物，这样就能有相似的理解。而这些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也从不同层面体现了解释者所要追求的不同的法律解释目标。视域融合作为一个策略和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超越传统的主客观统一的二分法。在这样的一个选择中，也可以说是体系解释维持了法律的统一，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狄尔泰为了实现主客观的统一，将这个科学二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在对精神科学的研究过程中，一定是要充分肯定和依赖个体，通过单个的心灵来了解精神世界。狄尔泰的解释学的理论出发点正是施莱依马赫的一个困境：如何确保个体的解释是作者的意愿?狄尔泰为抵御实证主义的侵袭，将施莱依马赫的一般诠释学发展为‘体验诠释学。

在对《圣经》的注释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不可调和的问题：《圣经》是一个整体还是多个部分?首先，从信徒的角度分析，他们的信仰是基督教，圣经是信仰的载体，所以《圣经》应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教义应当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相互冲突和矛盾的根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2)法律解释的目标，是由法律、立法者、法律运行机制、法律严密或简洁、法律漏洞的大小、法官裁量度的大小、法律认同的正义价值、时代理解的公正内涵等多元因素决定的。(23)第二，视域融合：对于这样一个高大上的概念——视域——我们应当有个平凡的理解，视域就是视力范围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感知、想象、感受、直观、本质直观、判断等抽象的意识行为所具有的范围。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与法社会学。

为此，狄尔泰区分了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并指出精神科学阐释与自然科学实证方法之间的区别。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本位转向实现解释的自主地位。语言是一个富矿，储藏着人类的历史和智慧，是储藏在人类自身的秘密代码。作为一个基础的解释方式，其范围和内涵未能得到确切的界定。

(20)许章润：《法学历史主义论纲：命题、理论与抱负》，《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对于这样一个角色定位，学者们更愿意突出法律解释的工具作用，从而忽视了法律解释的价值目标。

当解释者内心认同的是文本意旨、立法者意旨的时候，他常常会诉诸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方法等。正相反，因为我们认为，应用，正如理解和解释一样，同样是诠释学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做出部分。

对于法律解释的研究，恰恰表明了法律解释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法律的变现形式是一个制定的文本。受前述因素的影响，不同解释者必然会呈现出来不同的解释风格，会运用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以阐释他们内心认同的那种法律意旨。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的本体论构建受到了狄尔泰和胡塞尔的影响。这样的一个交融的状态，实践者很容易从法律条文的环境中理解该条文。至于法律文本所包含的意图，以及所期望到达的目的，适用者未必能够很好地认识和领会。

首先，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解释的相对性以及主客观统一中的弊端的问题，需要解决和完善。

对于这样的一个解释学的立场，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解释学观点，从某种程度上是追求作者的脚步，但更深层次上依然是追求解释之善。这可以说是施莱依马赫心理学的移情方法的升级版。

另一方面是——以解析法律内存的意义为目标的——‘客观论。选择文义法律解释方法，就是对法律价值中稳定性的选择。

我们不仅仅把理解和解释，而且也把应用认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的组成要素。(20)历史解释理论的根基就是从过往中寻找法律。(四)海德格尔强调解释以追求此在为目标。本文首先是从第三条线索进行论述。

语言的作用就是表情达意，是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工具而已，其自身是没有任何的主体可言的。施莱依马赫的法律解释理论也是从对《圣经》的注释过程中形成的。

解永照(1977- )，男，山东即墨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由于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限制，立法者只能过法律寄托对社会的期望和愿景。

(二)体系解释解释方法是体现了更多法律文本意旨和立法者意旨相结合的一种解释方法。为了追求解释结果的确定性，学者们希望探寻一个确定的解释方法的排序，以便确定解释的结果，这种想法固然理想，但实际上却难以实现。

在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背后代表着法律中的不同价值。这样的一个解释方式，实际上是对实证法学的肯定和认可。法律解释的目标分析，不仅仅应当从法律解释的历史发展角度进行分析，而且也应该从法律解释方法的具体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从法律解释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很容易了解法律解释的前世渊源，从实证的、历史的角度把握法律解释所面对的历史环境和价值取向。换句话说，从法律解释方法的角度来看，选择某种法律解释方法，并非是因为该种法律解释方法本身，而是本身之外的考量。

反过来讲，法律解释所要追求的目标，是文本创作者与后来的文本解释者双方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共识。那么，作为注释者如何调整这样的矛盾就是摆在其面前的问题。

法律一定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成长的，为了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而形成的。所以说，一个法律最为关键和核心的是文字中所包含的立法者的意思表示，立法者所要表达的内容，其最有发言权，最清楚，最了解。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常识，在阅读过程中，对于一个字或是词的意义无法理解，就会通过上下文进行理解。不同的法律条文和不同的法律篇章都是要围绕这个目的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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