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现代社会的儒家价值，只要不是以精妙高深的形式出现，通过适当的传播手段，自然仍可能传布给普通人。

如何沟通认识论意义上的知和实践关系中的行？这是道德哲学需要考虑的问题。心体在普遍化之后，常常会导向形式化：普遍化意味着超越特定的内容，由此也容易趋向于形式化。

在王阳明那里，心即理的命题并非仅仅侧重于静态的逻辑形式，而是同时包含了引向道德实践的内在意识。按其本来形态，工夫过程可以理解为知和行的具体展开。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这一命题，重点在于肯定以存在法则、社会规范等形式展现的普遍之理，应当内化于个体之心。五、本体与工夫之辩本体与工夫是王阳明心学中的重要论题。成就人的过程，则同样离不开事。

在这里，道德知识（知善）与道德行为（行善）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距离，而如何为善去恶的问题则具体地转换为如何从认识过程中的知善知恶到实践过程中的为善止恶。他曾与门人共游南镇，其间，一位弟子指着山中的花发问：这些花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人的心体有什么关系？针对这一质疑，王阳明回复是：当你没有看此花的时候，你的心和此花同归于沉寂。[44]《论语注疏·阳货》，《十三经注疏》，第2525页。

这是对孟子言论的过度诠释，孟子这段话并没有形成新的意义、意义生成的意思，而只有孙奭疏以己之心意而逆求知诗人之志，是为得诗人之辞旨之意。于是就有这样一个序列：世—→人—→诵读诗书时代→读者→诠释经典这一层意思，孟子并未明言，但显然已合乎逻辑地蕴含于论世知人思想之中。[93]《孟子注疏·万章下》，《十三经注疏》，第2746页。《武成》是《尚书·周书》的篇目，今本属于东晋梅赜《伪古文尚书》，原本已亡逸，学者认为即《逸周书·世俘》。

但实际上，这里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质问，所传达的显然是另一种逻辑关系：如果不知其人，就不可能诵其诗，读其书。颂同诵，朱熹集注颂，‘诵通[94]。

[82]《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二年》，《十三经注疏》，第2029页。清代乾嘉学派之所以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因为突破了文字的外壳，超越以字求义的方法，采取因声求义的原则。《论中国传统的情感哲学》，《哲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45‒51页。这是孟子正义论仁→义→礼的理论结构：仁爱情感决定正义原则，正义原则决定社会规范。

其实，孟子关于在诠释中生成新义的思想，见于另外的论述（详下）。[94] 朱熹：《孟子集注·万章下》，《四书章句集注》，第324页。[27]《孟子注疏·离娄上》，《十三经注疏》，第2718页。[21] 黄玉顺：《养气：良知与正义感的培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14–20页。

此即《书》不尽信的态度。2．由详返约的路径：论辩面对经典文本，弃其不可信者而取其可信者之后，就是正式的诠释过程。

然而，读者这个主体本身又是何以可能的？乃是其人之世、即其时代及其生平活动生成的。[35]邪辞指邪僻的言论，它背离了是非之情。

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箪食壶浆而迎其师，何乃至于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两三简策可用者耳，其过辞则不取之也。最早对孔子《春秋》大义进行揭示的是《左传》：《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85]。[97] 朱熹《孟子集注·万章下》，《四书章句集注》，第324页。因此，《说文解字》志意互训：志，意也。[70]《孟子注疏·告子上》，《十三经注疏》，第2750页。[23] 孟子指出：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24]。

正是通过情感，孟子不经意地触及公共性问题[39]。因此，孟子注重正君心，格君心之非。

[12] 下文讨论的《诗经》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亦属此类问题。有学者将孟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称为心学阐释学[32]，如果这里心首先指情感，那是可以成立的，即可以称之为情感诠释学（emotional hermeneutics）。

[102] 伽达默尔：《诠释学：真理与方法》II，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5页。孟子进而指出：这种戚的情感又出于亲亲的情感，这是仁爱情感的一种表现。

就此而论，则可以说：不是经典等待诠释，而是诠释生成经典。孟子的这种情感观念，出自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综上所述，看起来是人在创造经典、诠释经典，实质上却是生活在创造经典、诠释经典：生活在通过诠释而创造经典。

[72] 这里的爱敬都是情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

[43] 朱熹：《孟子集注·告子下》，《四书章句集注》，第140页。显然，毛亨的说法既符合心理规律，也符合孔孟的情感诠释思想。

《庄子》也有类似的说法：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62] 杨海文：《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25‒32页。

换言之，要理解经典的本义，首先就必须突破文字与语言的藩篱。阐释既改变阐释者，也改变文本之所说[108]。孔子用一个取字，表明这种微言大义并非凭空捏造，而是鲁国《春秋》文本固有的意蕴，不过需要将其撷取出来。经典本义的理解方法是以意逆志，即以读者的情感意志去迎契而理解作者的情感意志。

（一）依文取义：经典意义的撷取经典的新意义的创造或赋予，当然离不开经典固有的旧意义，即并不是凭空捏造而强加于经典。所以，孟子说过：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

这很好理解：要与人论辩，前提是对其言论观点作出正邪的分辨。暴行诐（bì）行属于行为范畴，不是诠释学问题。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这些都是鲁国旧《春秋》所没有的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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