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它需要与中国原有的类似概念相匹配，从而实现它在中国的意义。

事实上，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规避、利用法律甚至恶意诉讼、知法犯法等情况也愈发普遍。普法的内容，不再局限于法律条文，还包括民主与法制理论学习，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以及法治文化建设等，普法的目标从立足于公民的知法守法、依法办事演化为依法行政、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整体架构下的制度安排。

[20]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因为这个体系既有借鉴、移植自国外的内容，又保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一些法律传统，还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所借鉴，甚至一些与市场经济同步生成的规则要素也被及时纳入进来。由于具有浓厚的教化特征，民意既然更受意识形态等结构要素的影响，它自然成为司法正当性的来源之一和必须考虑的因素——在中国人所熟悉的审判布告中，经常有对死刑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用语。  摘要：韦伯曾提出法律演化依循从形式不理性经由实质不理性到实质理性最终达到形式理性的四个法律理想型，以说明法律的内在特征及其形式的历史变迁过程。现在随着涉法涉诉信访的飙升，司法机构深陷维稳困局，常常不得不扔下法律的武器、放下法律职业人的身段，为稳控与摆平而狼狈地与当事人周旋。

[34]而以当下中国的法律环境，法律社会化的三个方面，都处于较低的层次上：不但大众对于法律知识的知晓具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色彩，而且法律知识远未内化成为普遍的信仰、追求及终极目标。但中国社会迄今仍处于急剧的变迁中，由于社会结构尚未定型、社会安排尚未凝固，尤其是法治成果尚未充分沉淀，这使得中国的法治建设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相：一方面，中国已具备了与西方国家在表面上一样完整的法律体系。若从法律系统来说，上述程序上的合法性也就只能称为不完整的合法性了。

有鉴于此，有研究者新近提出一种与上述放风筝模式不同的骑单车模式，要求关注特定伦理问题的定域(local)性和不同伦理问题的社会文化差异，以此为基础形成特定的伦理原则和解决办法。另一个争论则涉及隐私权保护的例外情况，具体来说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将艾滋病人的隐私通知他人(比如性伴侣、配偶等)。从上文有关立法规定的梳理中可以看出，源于伦理讨论并延伸至法律讨论的争论主要有两个：一个涉及隐私权保护的边界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在个人隐私权保护和大众知情权之间的矛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

立法的争论实际上是伦理争论的延续，法律规定有如未解的伦理讨论一样，依然存在于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中。《传染病防治法》第68条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

这将使他们得不到治疗，更将让病毒传播的机会大大增加。⑥参见黄宗智：《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中外法学》2010年第5期，第721-736页。如果单纯从规范上来考察，地方立法对国家立法中的隐私绝对保护条款规定了例外，亦即应当向特定人士告知艾滋病人隐私(性伴告知条款)、强制(应当)要求其自己向他人公开隐私(医疗告知条款)以及附条件告知隐私(附条件告知条款)的情形。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而这些情况很多时候是很难用具体的数值(或者金钱)来衡量的。④有关中国传统伦理法律和伦理司法的讨论，可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55-374页。三、法律冲突的伦理根源 单从规范层面上，很难看出不同立法条款背后的原因。(一)伦理讨论是制定法律和政策的基础 对艾滋病人隐私保护问题的多样化理解，从根本上是基于人们对艾滋病人本身以及对自己与艾滋病人关系展开的特殊情景、原则及知识(如对法律知识掌握的程度)。

(15) 然而，作为一种理想，要实现法律与伦理的并行不悖，需要首先处理好法律对伦理无论是偏好抑或疏离的限度问题，而这一问题却又是复杂多样的、情境化的。(20)有学者将这种情况称为线性立法观引发的不利后果：法律实施过程成了立法活动的第二战场，各利益群体在如何解释法律、应用法律上会产生许多分歧。

(40)参见注(39)，第181页。(一)隐私绝对保护条款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9条第2款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而道德特殊主义者(moral particularists)则强调，道德并没有具体的标准，而是来源于特定的行动和具体的情景。(14)也就是说，法律对伦理的过度疏离，或许反而会加剧法律的危机。这也保证了法律和政策规定在程序上的合法性生成。正是基于这些条款中作出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及类似的规定，我们权且将其称为隐私绝对保护条款。(17)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7页。第四，为了克服那种因为错误解释、法律的不易理解、缺乏正确认识以及因为各种原因而引起的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42)的偏离，也为了克服立法规定被人们的不同主观认识所遮蔽并曲解的倾向，在立法完备的基础上，必须有一整套利于实施和发生应有效用的可行机制，以此建构一种基于科学原则和民主的法律实施机制及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

(20)比如有媒体报道，一名男士因为携带艾滋病毒，在就医时屡次被拒绝，最后只能采取向医生隐瞒病情的方式获得了做手术的机会。①正因为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立法和法律执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社会现象的影响。

(39)[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5页。究其原因，就在于其违背了《立法法》中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

具体来说，由于没有民主说服的过程，在艾滋病人隐私保护的问题上，不同的立法对应不同的伦理议题，使得不同的隐私保护条款之间出现了矛盾。立法的矛盾基本来自于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关于立法冲突，《立法法》第79条已有明确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②[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2页。首先，法律不可能超越伦理的讨论，否则，其民主基础将丧失殆尽。(16)《艾滋病防治条例》第56条第1款规定：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或者其家属的信息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如不告知的，其住所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权告知其配偶。⑧参见[美]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448页。

(29)参见张剑源：《群体良性互动的秩序建构与社会和谐》，《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第116-117页。因此，不管是《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浙江省艾滋病防治条例》，还是《浙江省艾滋病检测阳性结果告知规范(试行)》、《甘肃省艾滋病检测阳性结果告知规范(试行)》、《湖北省艾滋病防治办法》，这些地方立法中有关隐私保护的条款，与上位法有关隐私绝对保护条款或许存在冲突。

参见王卡拉、李禹潼：《网传男子就医遭拒隐瞒艾滋做手术》，载《新京报》，2012年11月21日。而另一种与之对立的观点则认为，在人与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人们解释世界的差异。

这样两种不同的理论面向，从根本上影响了研究者对法律与伦理问题各个方面的讨论。所有证据都表明，隐私权是推动艾滋病检测、降低新发感染数量的关键。而柏拉图进一步认为，存在一种完全客观的、不受人类世界影响的、永恒的伦理法则(比如善)。这就如同科特威尔(Roger B.M.Cotterrell)所指出的：法律是如此重要的社会现象，因而人们不能离开社会的其他方面孤立地分析法律。

私权与公共伦理之间的冲突，使得医疗市场化走向终结。原则和情景的多样性，使得人们持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

如果孤立地研究法律，就不可能理解法律的特征、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和法律的复杂性，也不可能理解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专业性业务的一门技术的这种‘实在性。在这一讨论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祛魅(disenchantment)概念，无疑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

(31)参见邱仁宗：《中国发展生命伦理学之路——纪念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30周年》，《中国医学伦理学》2012年第1期，第3-6页。(14)参见欧运祥：《医疗市场化失败后的法律和伦理思考》，《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年第1期，第2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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