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它与行政执法实践中案多人少的现状是契合的，同时以经验为准则进行效果格化，也能够照顾到各地经济发展和文化环境方面的差异，从而制定出适宜本土的裁量基准文本。

[2]史全增、查志刚：《本位的回归：对我国信访制度受理事项的重新认识》，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一）信访受理审查的内容第一，信访事项是否属于本机关的职权范围，无论何种信访事项，这都是受理的前提。

从全国信访统计数据来看，有百分之二十的信访表达的是公民参政议政的愿望[19]。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仅规定为投诉、举报。对于属于信访范围，但不属于本国家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由信访审查机关转送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22]王锴、杨福忠：《论信访救济的补充性》，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三、信访分类受理方案（一）不同类型信访事项的受理主体扩大非救济类信访范围首先体现为任何国家机关都应当受理非救济类信访事项。

这不仅极大增加了信访救济本身的负担以及其他救济活动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而且严重妨碍了受害人在其他救济制度下的求偿权利的行使，损害了其他救济活动的规范性、权威性、公正性、稳定性和有效性[24]。后者显然可以出现在羁束行政行为中。[54]孟德斯鸠曾说法官只是法律的嘴巴。

(一)经验评估模式 正如街头官僚理论的开创者李普斯基(Lipsky)所说：最好不要把公共政策理解为立法机关或最顶层高级行政官员制定的，因为从很重要的方面看，它实际上是在拥挤的办公室、在街头层次工作者日常遭遇到的情境中形成的，是街头官僚的决定，他们所确立的例行程序，所发明的应对不确定性和工作压力的装置，有效地成为了他们所实施的公共政策。第二，这一公式并不评估裁量情节的系数，仅仅将家禽家畜数量区分在1只～10只之间，10只以上按最高额处罚，显得过于简单，有违比例原则。以基础值进行格次划分，是行政法治的应有之义。违法对象是指行政处罚性法律规范规定的违法行为所作用的客观存在的具体人或具体物。

对此，笔者认为，按照区分要件和效果的二元裁量观，裁量权是行政机关对同一事实要件产生的法律效果做出处理决定的权力，只存在于法律效果的选择之中。再从轻可以使从轻情节得到充分的体现。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去要求裁量基准的制定者必须采用其中的某一种方法。对此，《舟山日报》报道称，这意味着我市环保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行为得以进一步规范、细化，公平性和合理性得到提高。但在更多的时候，它是作为一种独立方法被适用的，与中间值存有较大偏差。而依据该《适用规则》中设定的罚款公式：罚款数额=最低额+自由裁量度×(家禽家畜数量/10只)(10只以上按最高额处罚)，如果养10只鸡，罚款数额就是：20元+(1000-20元)×10只/10只=1000元。

实践中，这些都是行政机关制定裁量基准时需要考虑的情节。因此，行政机关在运用裁量基准细化情节时，必须尊重这个以《立法法》为基底而建立起来的法律保留体系，恪守《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所确立的法律保留精神。[3]KennethCulpDavis,DiscretionaryJustice,UniversityofIllionisPress,1971,p.4. [4]SeeD.J.Galligan,Discretionarypowers:alegalstudyofofficialdiscretion,Oxford:ClarendonPress,1986,p.20,21,23. [5]王天华：从裁量二元论到裁量一元论，《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④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其他行为。

因此，我们不能舍本逐末地认为数学模式不能作为效果格化的具体方法。另一方面，则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的扰乱单位秩序这一违法行为中的情节较重，根据违法程度分为一般和严重两种情节，并进一步将情节一般解释为经劝阻拒不改正或已造成轻微财物损失。

方案2：以5元为单位罚款额度，即实际收取的罚款数均为5的倍数。参见马立平：统计数据标准化——无量纲化方法，《北京统计》2000年第3期。

不难发现，《湖南省公安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中同样有安全规定的字眼，这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种授权。[11]参见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5。[6]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132。[16]情节考虑的恣意就是对裁量基准所追求的平等对待的背反。在这里，即使将法律构成要件中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排除在行政裁量范畴之外，但是对于法定构成事实之外的那些影响法律效果选择的其他事实情节的判断补充，仍然为法律效果的选择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如影随形、密不可分的。它的主要特征是裁量基准的制定者在掌握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行政相对人行为对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和相对人个人情况所反映出来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一次性地估量出效果格化的基本方案。

[54]因此法律效果只能机械地、僵化地从数学公式中获取，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滥用。2.将经验评估模式融入其他模式之中。

[27]参见周佑勇，见前注[13]，页98-100。譬如，倘若上述《嘉兴市环保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修正)》做了1万元到4万元、4万元到8万元、8万元到10万元的格次划分，从理论上来说，它仍然应该被归入中间线法的行列。

如果是0，则是0×n=0，不进位。[42]英国Wednesbury不合理审查标准，是一个从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Ltd.v.Wednesbury Corporation判例中发展出来的司法审查标准，现在已是英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主要标准。

在这里，裁量基准就将有无违法犯罪动机作为区分一般与严重这两种违法类型所主要考虑的裁量情节。③严重：多次扰乱单位秩序，扰乱单位秩序时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研究裁量基准的根本意义并不是要从理论角度描述裁量基准这一现象，而毋宁是要运用学术研究的理性思维，去引导裁量基准工程发展出更为科学的体系和制定技术。[14]这既是裁量基准的双重属性，也是裁量基准技术构造的总体面貌。

可见，在我国，实践中的裁量基准从一开始就没有遵循德国法上严格的行政裁量的构成，而是选择了统一裁量观的理论路径，同时扮演了细化法律效果的裁量标准和解释法律要件的解释标准双重角色。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它与行政执法实践中案多人少的现状是契合的，同时以经验为准则进行效果格化，也能够照顾到各地经济发展和文化环境方面的差异，从而制定出适宜本土的裁量基准文本。

对此，我们一般将其称为空白构成要件。科学合理的裁量基准的确立，可以有效地避免执法者由于不相关考虑而产生的裁量恣意或不当等问题。

[23]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4条第2项：违反规定，在场内燃放烟花爆竹或者其他物品的。而具备特定的酌情从轻情节的，则可考虑在同一格次内降30％以下幅度裁量。

一般而言，法律规范会对违法行为的基本特征做详尽描述，包括违法行为类型、损害结果等等方面。[45]如果将合法行政视为第一次裁量控制，合理行政视为第二次裁量控制，那么，对于过宽的基础值加以限制的控权机制，很明显就是第三次裁量控制。因此认识裁量的内部构造是理清裁量基准技术构造的前提。裁量基准作为一种特殊的规则之治，在律令—技术—理想的法律模式理论中，[1]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技术——适用法律和规制裁量的技术。

从轻情节的竞合适用则正好与之相反。对事实要件的认定为处理决定的裁量奠定了基础。

这是因为，如果从重情节作用过大，由免罚情节予以吸收，很明显是显失合理性的。④从重情节、从轻情节、减罚情节和免罚情节的逆向竞合。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相较于情节细化而言，经验主义在效果格化上能够起到的作用可能并不明显。同时，在日本明治宪法下，亦曾存在认为裁量根本不能成为裁判权的对象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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